新华网北京9月4日电（杨潇）在自然资源日渐枯竭、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扬的大背景下，许多经济学家和战略投资家开始担心，新一轮的商品价格或许上扬。美国波士顿学院专家卡罗·罗特拉近日采访了被称为“末日预言家”的GMO资产管理公司主席杰里米·格兰森，并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资源枯竭对战略投资的影响》一文，分析了自然资源枯竭的严峻形势，批评了美国投资者只顾经济利益不顾生态环境的做法，并号召各方共同采取措施，应对资源短缺可能造成的经济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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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森
我第一次见到格兰森是在五月份，当时他说：“令人非常担心的是，大多数人不听环保专家的建议，却有时会相信像我这样的人。”当时我们在他GMO公司的办公室里，外面就是波士顿市中心的水道。格兰森坐在窗户边的椅子上，稍微向前倾斜着身子，把左手很随意地放在一尊石雕佛像的前臂上，这尊佛像来自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的一个八世纪的寺庙建筑群。格兰森第一次看到这个佛像是在拍卖会上，那时候它价值不菲，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使地域性文物的资产等级下降了，于是格兰森就虚报了一个较低价位，卖家立刻就答应了，他说其实还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买到。而在格兰森和被打折出售的佛像身后，洛根机场上的飞机正在缓缓起飞。而就在他办公室窗下，罗威·沃尔夫码头旁边，停着豪华游艇，每一艘都像是007电影里反派角色乘坐的那种级别。
格兰森的生活被他自己称为“有节制的富人生活”：他有一辆用了十年的沃尔沃旅行车，开了四十年、12英尺的威拿游艇，还有海边的一篇乡村地产。格兰森说：“但是现在，挣大钱对我来说很重要，比我四五十岁的时候重要多了。除了我自己生活所需要的部分之外，其他的全都捐给了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就是格兰森环保基金会，旨在提高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促进环保力量的合作。基金会还为美国环保协会、野生动物基金会和其他类似机构提供资金支持，还帮助帝国理工学院伦敦经济学院和梅特卡夫研究所建立了研究气候变化的机构，把七万五千美元的格兰森环境新闻学奖颁给表现突出者。
格兰森提到自己的家人时说：“我们都参与了环保事业，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退出，而且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途径。”他的妻子是全球最大的核电运营商法国电力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他的一个儿子奥利弗则为哈佛管理公司购买森林，另一个儿子鲁伯特管理着马萨诸塞州的森林，他的女儿伊莎贝尔帮助法国电力公司运营着一个项目，从顶级商学院中招募暑期实习生，来提高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
格兰森在众议院2009年通过的气候变化法案背后也发挥了自己的影响力和财力，但是他还说：“就算我花一亿美元，参议员也不会通过这个法案，多少是因为经济衰退让他们无法顾及这个法案。这个法案让所有和环境有关的产业的市值都下降了10点。降低失业率和保护环境是背道而驰的。”
于是美国的环保主义者就这样错过了为气候变化的百年难遇的立法机会，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策略。格兰森觉得，最好的办法也许是再次强调全球变暖导致资源枯竭的严重后果，它已经让粮食产量下降，并加剧了土壤流失。“比起气候变暖，人们很容易对资源枯竭做出反应，”他说，“全球变暖是人们都不愿意听到的坏消息，但是有限资源却是一种投资建议。”他还相信，这种重心的转移有助于增强美国的竞争力。“美国人在处理长期问题上简直是最差的，和乌兹别克斯坦差不多，”他说，“但是美国人却对市场的变化非常敏感，他们比任何人的反应都快，他们下的赌注比大多数人都要大。”
这倒不是因为从格兰森的信能轻易地推导出有用的市场信息。本·因克是GMO集团资产分配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仅仅因为格兰森是对的，我们知道有些事情要发生，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就能在这上面找出生财之道。在这个行业中，人们总是想一夜暴富。他们常常看了格兰森的信就立刻开始考虑：怎么样才能抓住这个发财机会呢？”
但是在会对有限资源的投资做出反应的人中，除了那些只是想捞走大量被格兰森叫做“地下的东西”的人，还有一些也关心气候变化的问题：比如，长期投资农场和林业的，或者投资为了节省能源而翻新办公楼的公司的人，
格兰森基金会的执行总裁莱姆斯·拉文纳说：“对资源枯竭的理性反应和对气候变化的理性反应的比例大约是四比一，格兰森的许多听众都不能很好地理解他的意思，对世界环境急剧恶化毫不关心，却对资源枯竭造成的投资机会趋之若鹜。”
美国环保协会主席弗莱德·克虏伯说：“环保协会在教育人们：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对经济复苏和恢复就业有极大的好处。格兰森的想法之一就是，我们可以在市场上进行宣传，因为较高的商品价格将逼迫人们不得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格兰森说，公司通常对这样的信息反应十分迅速，因为他们被收支数字动摇了，但是美国的公众舆论却很难改变，现在美国政治文化实际上又不包容收支数字。“政客最难说服，”他说，“一个印度经济学家曾经对我说：‘我们国家有28个政党，都认为应对气候变化迫在眉睫。’”不管印度到底有多少党派，格兰森的意思是美国只有两个党派，但是一个说全球变暖是个骗局，另一个对这个话题避而不谈。
格兰森说自己是“一个美国化的英国人，祖先来到北美的时候就有了绿卡”：他在幼时曾受到过祖父母的抚养，祖父开了一家基督教公益会的商店，祖母曾是女仆。他的家乡在南约克郡的开采煤矿的唐卡斯特镇，格兰森长大后去了谢菲尔德大学读书，后来又进了哈佛大学商学院。格兰森说：“我从小就被教育要崇尚价值，我也曾经一时头脑发热犯了错误，但是我后来意识到，自己还是应该坚持家教。”
“ 一时头脑发热”说的是格兰森经历过的教训。1968年夏，格兰森刚刚从商学院毕业两年，投资了美国赛道公司，这个公司只有一个赛道，但是却喜欢说大话。“在1968到1969年市场上的小公司出现了泡沫，”格兰森说，“六月是时候，每股只有7美元，而我去度了个假回来后，就涨到了21美元一股，于是我砸锅卖铁又买了600股，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每股又涨到了100美元。后来价格跌倒40美元的时候我退出了。”但是他还不死心，又把所有的继续投给了另一家看起来似乎前途无量的小公司，但是却被套牢，赔个精光。“两次沉重的打击才让我得到了教训。”他说。
格兰森总是说“‘现在情况不同了’也许是英语中最可怕的一句话”，而现在他简直成了经济泡沫的资深研究者。他研究了历史上300次经济危机，发现其中有不断重复的规律。比如，经济危机的先兆是销售量大幅上扬，或者其他方面的发展使人们蠢蠢欲动，这时候相关的资产种类的价格就开始上涨，不管是南海公司股票还是网络经济，然后人们的贪欲和金融业合谋把价格炒得更高。人们喜欢听到利好消息，但不愿意仔细研究调查数据，排斥市场的不确定性，以为眼下良好的势头会继续下去。
在金融业中，人们迫切地想把职业风险降到最低，于是他们开始拉帮结派。格兰森的得力干将之一约翰·马纳德·科恩斯这样说：“一个成功的银行家并不能预见风险规避风险，却能在栽跟头的时候为社会所接受，因为他带着一帮同伴一起栽了，于是法不责众，他自己并没有受到责备。”所有的因素都导致了科恩斯所说的“野兽精神”的爆发，这种精神鼓励人们自欺欺人地相信这次股票价格一定会持续上涨。
全球公众传媒摘编：GNA JADE |
